【导读】当地时间9月24日，中国领导人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白宫欢迎仪式上，他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在举行会谈时他指出，中美元首在不到半年内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些表态指向同一个判断：大国冲突并非历史宿命，而要把愿景化为现实配资宝app官方网站，仍需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
本文作者强世功从帝国与文明的理论视角出发，重新解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真正意图，深刻剖析当前美国战略之变的底层逻辑。文章指出：“文明冲突论”旨在批评新自由派的“历史终结论”和新保守派的“新罗马帝国论”。这种文明理论实质上是关于帝国的政治理论，“文明冲突”实为是以文明之名展开的政治与帝国竞争。
在亨廷顿看来，一方面，后冷战时期世界秩序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全球几大文明的冲突，而是非西方文明联合起来与西方“普世文明”之间的冲突。西方文明借助启蒙意识形态推动其迈向普世帝国，非西方世界则借助文化认同的文明凝聚力来对抗西方普世帝国的扩张，由此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乃是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冲突。另一方面，“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力量推动西方崛起，但也导致其衰落，尤其引发西方内部的“文化内战” 和族群分裂。
亨廷顿这些判断背后，隐含着对美国政治精英的4条战略忠告：一是确保西方在科技和知识领域的垄断性先进地位，二是西方应放弃推广“普世价值”，三是复兴基督教文明以促进西方团结，四是以美欧一体化重建世界帝国。这些无疑构成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施政理念。
由此看来，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其在科技、贸易甚至文化领域的逆全球化做法，以及对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拉美等不同程度的染指，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与美国保守派理念相呼应，反映了美国正从“新罗马帝国”的统一世界梦想转向重建帝国根基，但这并非转向“拜占庭美国”，而是以离岸平衡控制世界。
当美国重新计算维系优势所需的空间、资源与责任边界，将力量压缩到战略通道、技术高地、产业链节点和核心盟友等决定体系运行的核心位置，我们如何主动谋划战略布局？
文明复兴与帝国重建
——重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自美国政府挑起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国对华战略要么基于意识形态来整合西方世界帝国体系，要么基于现实主义采取“美国优先”政策。若将其放在后冷战以来的政治思想史脉络中，就能清晰看出其背后“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的影子。因此，面对特朗普重返白宫，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对特朗普政府的影响。早在冷战刚结束时，亨廷顿就针对“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明确提出战争冲突可能爆发在“文明断层线”上。后冷战时期的一系列冲突无疑为其理论提供了现实脚注。亨廷顿的文明理论之所以具有“前瞻洞见”，就在于它在本质上是一套帝国理论，他认为文明冲突的实质是帝国冲突。不同于摩根索关注主权国家时代“国家间的斗争”，亨廷顿关注的是后冷战时期随着世界帝国的形成而产生的“帝国间的斗争”，帝国斗争需要借助“文明”的旗号展开凝聚力量的政治动员，从而呈现“文明冲突”的表象。因此，辨识全球不同的文明及其文化认同，就成为在世界帝国时代辨识政治敌友的必备智慧。本文尝试从帝国与文明的理论视角，重新解读亨廷顿关于帝国政治和文明秩序的思考。
▲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与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和格陵兰岛首相延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图源：New York Post
▍谁是世界帝国的政治敌人？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很容易被批评为一种好战的、因而是“政治不正确”的理论。1996年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下称《冲突》）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各种批评的澄清。其中，“文明的冲突”是基于实然判断，为政治决策者提供预测未来的理论范式，而“世界秩序的重构”则包含应然的未来构思，即“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只有将事实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区分开来，才能真正把握亨廷顿的理论。
（一）预测未来的制图学：世界帝国时代的《君主论》
社会科学要预测未来，就要像制作地图一样，从关注对象中抽取出某些要素来建构一个理论模型。然而，究竟抽取哪些要素制作预测地图，取决于研究者的政治意图。这意味着我们要将社会科学范式理解为一种阐释性的甚至预测性的工具。由此，理论范式的对错之分往往不取决于理论本身，而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实现预测目标。预测的目标不同，所适用的理论范式也往往不同。要理解“文明冲突论”，就应当追问它准备为谁来预测全球政治的未来走向。不同的政治主体，不同的使用目的，对预测工具和预测结果的需要自然不同。比如对所谓“失败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最有用的理论范式可能是无政府混乱无序范式，它能预测并预防其国内的种族冲突和恐怖主义活动，从而强化国家主权权威。对后冷战时期的中国来说，我们急需要一个和平国际环境来加快经济发展。于是中国提出“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并迅速加入WTO，通过拥抱全球化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后冷战时期，中国学界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持批判的立场。
苏联解体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秩序呈现在眼前。美国人欣喜若狂，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福山主张的“历史终结论”和弗里德曼主张的“世界是平的”，分别从政治哲学和大众传播两个层面宣扬世界帝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连美国新保守派也认同了“历史终结论”，只不过新保守派的历史终结不是依靠自由派所幻想的国际法，而是信奉用帝国武力来荡平世界，以至于他们将在中东展开的“新战争”看作是世界帝国的治安清剿战。亨廷顿对这种流行的乐观情绪深感忧虑。他认为“历史终结论”展现的是一种幻觉，一种意识形态亢奋，暴露出自由派对历史的无知。这种理论看起来研究“历史”，但却是反历史的，它所面对的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哲学观念中幻想构造的历史。它源于黑格尔历史哲学，但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更加缺少“历史”分析，而完全陷入“哲学”论证，可以看作是西方现代启蒙经学的产物。而亨廷顿主张“六经皆史”，他更像一个历史学家，试图从历史现实中寻找世界秩序演变的内在逻辑。可以说，亨廷顿将《冲突》作为世界帝国时代的《君主论》，献给美国的政治家，尤其致力于缔造“新罗马帝国”的美国保守派。
回顾历史，亨廷顿发现一战后欧洲知识分子也曾幻想历史终结式的永久和平，然而战争很快打破了和谐梦想，甚至20世纪每一次重大战争之后他们都产生类似的错觉。站在美国视角看，世界帝国的最大隐患恰恰是这种盲目乐观，以为“六王毕，四海一”，就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而他认为美国作为世界帝国，要始终关注可能存在的各种反抗力量。但与新保守主义者关注恐怖主义不同，亨廷顿试图阐明如何识别帝国真正的敌人，谁才是世界帝国秩序的真正挑战者。
（二）文明与帝国：以文明来辨识世界帝国的敌人
亨廷顿对后冷战时期弥漫西方的乐观主义充满担忧源于其现实主义的理论立场，即国际关系始终围绕利益和实力展开较量。然而，亨廷顿对摩根索奠定的以“国家”为政治单元的现实主义作出修正。他从解释主义的内在视角来关注“文化”如何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界定其利益，认为文化对政治利益的界定是持久稳定的。
亨廷顿采纳从韦伯阐释社会学到吉尔兹文化人类学对“文化”概念的理解。然而，他特别从政治的视角强调文化的政治功能，即文化乃是将“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的认同尺度，它要回答一个群体面临的根本政治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不仅是强化政治共同体自我凝聚的基础和开展政治动员的口号，而且成为在政治上划分敌我的重要尺度。这个“文化共同体”最小单元是家族或部落，而最大的单元则是“文明”。由此，他将传统现实主义关注的政治主体从“国家”转向了“文明”，在后冷战时期的世界秩序中，很多国家根据所属文明的文化认同来划分敌我。由此“文明冲突论”的重点不在“文明”而在“政治”。文明不过是为全球政治冲突展开正当化动员的文化认同旗帜或口号而已。传统现实主义“利益政治”的背后乃是深层的、回答“我们是谁”的“身份政治”，这刚好符合施米特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即只有深层的敌我划分才能称得上“政治”（the political），以区别于自由主义的利益分配“政治”（politics）。
亨廷顿对“文明”的理解既关注文化观念，尤其宗教对文明的塑造力，又关注政治权势的扩张力量。因为文明的扩张不仅依赖文化传播，更依赖政治军事力量的推广。因此，每一种文明都需要有支撑性的“核心国家”（core state)，并围绕其形成具有附属国、毗邻国之类差等秩序构成的帝国“同心圆”，亨廷顿称之为“文明集团”（civilizational groupings）或“文明秩序”（civilizational order）。可见，在亨廷顿的论述中，“文明”实际上是“帝国”的代名词，甚至可以用“帝国–文明”这样更准确的概念来表述。他认为，文明不过是帝国闪亮的外表，而帝国才是文明的坚实内核。帝国政治根据文明来区分敌我，而文明则依靠帝国实力才得以扩张并赢得普世性。由此，“文明冲突”并非文化观念之间的冲突，而是帝国秩序之间的政治冲突。“帝国”概念反复出现在亨廷顿著作中，但他之所以选择用“文明”而非“帝国”这个概念作为理论建构核心，或许在于强调文化价值对于政治利益和敌我划分的重要性，尤其强调意识形态与文化概念的区分对于世界秩序构建的重要性。由此，全球文明秩序的分布状况实际上反映的是帝国势力范围的变化。亨廷顿使用“文明”概念，就是想提醒美国的政治家，冷战结束只是意识形态划分敌我阵营的结束，世界帝国的敌我划分从意识形态转向了文明。因此，后冷战时代所有国家都会按照文化认同的文明尺度在全球秩序中重新界定其利益，重新划分敌友，重新展开帝国力量重组。帝国间的竞争必然产生文明冲突，这种冲突首先爆发在不同文明因地理接壤所形成的“文明断层线”。“文明冲突论”虽然关注文化、文明在全球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但其底层逻辑则是地缘政治理论。只有站在世界帝国的高度，才能从地缘政治入手来识别以文明方式呈现出来的政治敌人，这无疑是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要旨所在。
从帝国政治角度看，西方崛起实际上将全球政治秩序一分为二：西方文明内部经过长期争霸形成平等基础上相互尊重的历史终结状态与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文明冲突状态，这实际上构成世界帝国秩序的内与外。后冷战时期，新自由派强调经济全球化实现历史终结，而新保守派强调采取文明冲突的“新战争”推动历史终结。亨廷顿对这两种理论都提出批评。对于前者，亨廷顿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帮助非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却反过来培养出反西方的本土化运动、本土文化宗教乃至文明复兴运动。可以说正是西方文明扩张中这种高调的“普世文明”主张催生了西方的敌人。对于后者，亨廷顿认为世界帝国的真正隐患不是恐怖组织，而是清晰可见的、正在复兴的文明力量，那就是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不过是疥癣之疾，而中华文明的复兴才是心腹之患。因此，对世界帝国真正构成挑战的不是主权中国，不是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中国，而是一个处于文明复兴中的“大中华地区”。正是从文明而非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世界格局，亨廷顿将朝鲜半岛、东南亚也看作是“中华文明”或“儒教文明”的一部分。比较尴尬的是他对日本的定位。从地缘政治来看，日本处在美国遏制中国的关键枢纽地位，是美国构建世界帝国的战略伙伴，也曾因“脱亚入欧”被看作是接受西方文明的“优等生”。然而，亨廷顿并不认为它属于西方文明，但又不愿意将其划入中华文明，只能以非常怪异的方式将日本列为一个独立的文明，这足以看出亨廷顿对文明的划分始终着眼于政治。
▍意识形态与文化：帝国演进的精神力量
冷战结束只是意识形态终结而非历史终结，代之而起的是文明复兴，世界政治从意识形态冲突转向了文明冲突。这个洞见的理论前提是区分“意识形态”与“文化”。然而，亨廷顿并没有像讨论“文化”概念那样界定“意识形态”概念。我们只有澄清这两个概念，才能重构他对西方崛起乃至文明冲突的理解。
（一）意识形态与文化：两种“文明冲突”
“意识形态”是现代政治的一部分，是指“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所认可的、有关政治和社会价值分配的一套观念系统”，“大多数意识形态都假定了一些政治社会应该如何组织的想法”。因此，不同政治力量的争夺也是意识形态的竞争。亨廷顿的政治学研究始终参与到美国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中，尤其与占据主流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斗争。他明确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身份界定为保守主义，强调宗教信仰、社会秩序、文化价值、道德责任对于建构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由此，意识形态与文化可以截然区分开来。
其一，意识形态与文化隐含着精英与大众的区别。意识形态是由一个社会中的“重要群体”所掌握的，这个“重要群体”是具有政治意识的知识精英，他们作为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属于“劳心者”，掌握着意识形态方向引领权和文化领导权，他们为整个社会群体赋予一套关于政治秩序建构的理论体系。某种意识形态一旦取得统治权之后，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为贩夫走卒这样的社会大众所共享，乃至于蜕变为他们所能接受的习俗传统、日常风俗乃至宗教信仰的文化保守力量。可以说，文化乃是意识形态的积淀物。由此，精英对大众的领导就表现在精英通过意识形态掌握对文化的领导权。
其二，意识形态与文化隐含着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意识形态是政治的，关注的是政治应如何组织，这个追问必然是一种有目的的、高度理性化的理论探索，乃至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必然展开论战，以便“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由此，意识形态必然是理性的、论辩性的，甚至形成系统完备的理论乃至“主义”。文化则是社会的，关注个人生死信仰和社会伦常规范，依赖历史积淀下来风俗习惯或传统形成的情感认同，是一套无需反思的、日用而不察的观念体系。因此，克里斯玛型权威和传统型权威通常属于“文化权威”，而法理型权威则属于“意识形态权威”。
其三，意识形态与文化隐含着面向未来的进步与落后的区别。意识形态作为对政治生活方式的理性化建构，必然包含某种朝向未来美好生活的乌托邦承诺。意识形态政治也因此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文化往往是保守的，以至于现代意识形态图谱中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到共产主义只有放在线性历史进程中，才能理解进步与落后、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的划分。在美国，保守主义可以是宗教的（如基督教福音派）、文化的（捍卫西方文化价值）乃至族群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共产主义的阶级左派在遭到压制之后转向了文化左派，并与自由主义合流，形成美国主流的新自由主义。
其四，意识形态与文化隐含着人为与自然、现代与古典的区别。古典是文化的，“文化”就像在土地上的垦殖，须按照自然法则来培育作物，按照自然的规定性对（野蛮）人进行化育，即“以文化人”，培养出文明人。“轴心时代”的古典文明基本上是在文化意义上理解“文明”这个概念的含义。然而，现代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使人摆脱自然约束而获得自由。意识形态就是为人自由创造其生活方式提供正当性论证。从意识形态的眼光看，“文化”基于自然正当对人的道德约束，被看作是蒙昧状态下对人的奴役，而“文明”则通过人为技术发明将人的自由意志从文化中解放出来。这种文化与意识形态之争体现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19世纪欧洲围绕“文化”与“文明”的辩论。启蒙意识形态不仅摧毁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并按照启蒙意识形态的要求来塑造“新文化”，即资本控制下的商业文化，或权力控制下的文化宣传。保守主义顾及古典文化传统中对人之为人的文化要求，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则必然推动“人的非人化”。
只有理解上述区别，才能理解亨廷顿为什么强调“文化”的核心乃是宗教，从而将文化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由此，他得出一个更为大胆的结论：意识形态是西方文明独有的，而文化（宗教）则是非西方文明的：“20世纪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产生过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然而，西方从未产生过一个重要的宗教。世界上的伟大宗教无不是非西方文明的产物。当世界走出其西方阶段时，代表晚期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各种宗教和基于文化产生其他形式的认同和信奉。西方文明的特有产物，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的宗教与国际政治的分离，正在走向终结。······西方所引发的文明内的政治观念之间的冲突，正在被有关文化和宗教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取代。”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理解《冲突》一书的钥匙。西方文明之所以催生意识形态，恰恰在于西方确立了“政治”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使“意识形态”与“文化”相分离。当整个非西方世界，尤其东方文明将政治与宗教（文化）纠缠在一起，将政治正当性建立在宗教（文化）基础上，甚至形成政教合一的政治模式时，唯有西方将政治（意识形态）从宗教（文化）中分离或解放出来，并催生了意识形态政治，即政治权力运行无需宗教或传统的正当性，却需要意识形态提供理性化的正当性辩护，而这恰恰是西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性。如果说人类文明都是在特定地理空间中诞生的，并从区域性文明帝国迈向世界帝国，那么，唯有“西方文明”是“唯一的一个根据罗盘方向，而不是根据一个特定民族、宗教或地理区域的名称来确认的文明。这种确认方法是把这个文明从其历史、地理和文化背景中提升出来”。亨廷顿认为，“西方”不是地理概念，当古典“区域性文明”将人束缚在特定空间下的道德、宗教和文化所塑造的文明“洞穴”之中，唯有“西方文明”借助自由意志和科学理性的意识形态力量，将人类生活从自然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地方性想象的“洞穴”中解放出来，共同生活在启蒙“阳光”普照之下，成为摆脱自然文化秩序而人为创造的文明，即“现代文明”。这种新文明基于意识形态建构，使其超越区域性文明而获得普世性，成为“普世文明”。“欧洲文明”、“基督教文明”依然是一种带有地方性文化特征的文明，唯有“西方”这个概念超越了地理空间的地方性，根据“罗盘方向”来确定一种“普世文明”秩序在地理空间上的运行：首先是在欧洲运行，然后拓展到美国，必然也会在中国、印度、中东这些不同地理空间、不同文明传统中运行，推动传统文明朝向现代文明、迈向现代化的普遍历史。正是基于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区别，亨廷顿凸显了“普世文明”在空间上的全球性、观念上的普世性以及反传统、反宗教甚至反文化的意识形态特性。
由此，“文明冲突”必然在两个层次上展开。其一是区域平面层次上“区域性文明”之间的冲突，即“文明断层线”上的冲突。其二是亨廷顿真正关心的、全球立体层次上的冲突，即西方文明借助意识形态力量发展出更高纬度的“普世文明”与所有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甚至隐含着它与欧洲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正是后冷战时期西方意识形态取得全面胜利，导致所有非西方的“区域性文明”联合起来，共同形成针对西方“普世文明”的冲突。如果说前一种文明冲突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那么后一种文明冲突则首先是政治的，尤其“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宗教、文化、社会结构、传统、政治和植根于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具有的共性可能还不及它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这才是亨廷顿真正关注的“文明冲突”。对“文明冲突论”的误读很大程度在于未能看到亨廷顿对文化与意识形态、区域性文明与“普世文明”的区别，笼统批判“文明冲突论”，而未能看到他真正关心的是西方文明正面临非西方文明联合发起的挑战。
（二）意识形态与权力意志：西方崛起与帝国转型
若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区别是意识形态与文化区别，那么西方基督教文明跃升为“普世文明”必然与意识形态政治之间具有某种关联，甚至我们可以说，意识形态是推动西方文明从区域性的基督教文明跃升为“普世文明”的根本动力。亨廷顿区分意识形态与文化就在于强调只有西方文明实现了政教分离，使政治共同体建立在基于理性辩论获得同意的基础上。正是为了争取人们的同意，围绕不同政治社会组织形式的斗争就变成意识形态的斗争，以至于轴心时代围绕道德宗教“以文化人”的文化政治变成了意识形态政治。不同于古典文化政治对人性中欲望的约束和驯服，启蒙理性强调人的自由和解放，将欲望从宗教道德的文化约束中释放出来，基于欲望追求来伸张自己的权利，由此古典文明中的德性政治变成现代文明基于权利的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为欲望的扩张提供系统化、理性化论证。如果说基于人性中高贵德性追求形成的文明秩序往往展现出类似轴心文明的多样性，那么基于人性中“低俗而稳固”的欲望追求形成的现代文明秩序则必然具有某种普世性。而人性中各种欲望最终找到共同的实现机制，那就是金钱。因此，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成为现代文明最具普世性的核心要素。
作为保守主义者，亨廷顿固然关心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传统德性的冲击，但作为现实主义者，他更强调意识形态对伸张欲望的权势争夺的重要性，即现代国家垄断暴力的唯一正当理由就在于为满足欲望而有组织地、系统地展开对财富和权力的争夺。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欲望机器，以至于国际政治是靠实力说话的世界。“你不在餐桌上，就出现在菜单上。”欧洲文明跃升为全球“普世文明”的秘诀就在于有组织的暴力：“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现代主权国家之所以能成为标准化的政治组织形式就在于它最有利于凝聚国家力量来发动战争。每个国家为了将自己凝聚为强大的权力主体，必然催生为国家主权扩张提供正当性辩护的意识形态，社会契约论必然催生出人民主权论，进而引发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形态政治实质上是“权力政治”（Realpolitik）。正是权力政治的意识形态推动西方崛起并建立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全球秩序，亨廷顿称之为“西方文明的欧洲阶段”。
一旦权力政治、资本主义和全球扩张的殖民主义结合在一起，就会发现权力政治的力量源泉乃是科技力量、商业贸易和资本力量等。由此，更具权力竞争优势的政治组织方式就不再是霍布斯式的主权国家，而是洛克式的或亚当・斯密式的相对松散的、市场化的立宪政府。这种全球扩张的世界体系和市民社会超越了主权国家的领土疆界，建立起“无形帝国”（informal empire)。这种新型帝国秩序向全球扩张的政治主体不再局限于领土管辖权（主权）中的君主，而是每个“占有式个体”构成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主权国家反而成为“中立化机器”，甚至是最小化的“守夜人”国家，其目的被设定为捍卫“占有式个体”在全球扩张中的自由权。由此，政治的目的不再是追逐政治权力，而是服务于市民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经济资本权力。经济权力僭取了政治权力曾经拥有的支配地位，将区域性的文明帝国变成世界性的商业帝国，它通过经济资本权力有效穿透政治权力设定的主权边界，轻而易举地完成原来通过政治军事征服难以建立起来的世界帝国秩序。亨廷顿将这种新型帝国形态称为“一种跨国的帝国主义”，由此西方文明终于从欧洲阶段发展到“美国阶段”，将西方文明提升到“普世文明”的高度，“普世文明”与世界帝国相伴而行。
可见，意识形态并非经济基础或阶级意志的被动表达或反映，而是着眼权力扩张的系统性、能动性理性筹划。意识形态要服务于权力扩张，就要贯穿到权力扩张所需要的各个环节中，它不仅要对政治目标展开理论设计和论证，还要对实现政治目标的权力运行展开制度化设计和路径安排，不仅要对实现这种目标所需要的经济模式和社会关系进行整体改造，而且要通过文化教育培养科技创新和经济政治管理人才，通过舆论宣传让人们认同这种意识形态，从而凝聚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旗帜下，甚至要培养出权力扩张所需要的时代新人。意识形态不只是高高在上飘扬的旗帜或口号，而是一整套现代性方案，它甚至创造出服务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文化，无论是消费文化、大众文化乃至塑造文化的传播机制，都服务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由此，“意识形态”就不能局限于马克思意义上的上层建筑，而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渗透到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筹划建构并通过利益界定来扭转其方向的文化力量。意识形态对西方文明的建构就相当于传统文化或宗教对传统文明的建构。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区别表面上是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区别，其实是现代与传统两种不同的文化组织形态塑造出两种不同的文明。
（三）陆地与海洋：意识形态竞争与世界帝国的形成
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围绕自由主义主轴形成复杂多样的意识形态光谱。若依据意识形态（科学理性）与文化（道德宗教）的区分尺度，就会看到被启蒙理性所摒弃的文化观念，会偷偷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伪装成某种意识形态，加入意识形态辩论中。由此，意识形态的竞争恰恰可以帮助我们辨识哪些才是真正普世的意识形态，哪些不过是伪装成意识形态的地方性文化。
众所周知，在自由主义旗帜下，始终有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哈耶克（F.A. Hayek）等西方思想家努力试图区分的两种自由主义。其一是洛克所表达的辉格党式的、强调财产权的自由主义，即强调不受干涉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必然形成财产不平等的等级秩序。财产等级很容易与文化教育等封建身份的等级秩序相结合而具有保守主义特征。其二是以霍布斯、卢梭为代表，强调平等公民权的自由主义，即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来摧毁封建等级制并制约市场自由带来的不平等。二者分别代表自由和平等这两个充满张力的自由主义内在价值。我们只有将这两种自由主义放在意识形态竞争的战场上，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文明从欧洲阶段转向美国阶段，为什么冷战结束是意识形态的终结。
强调财产权的自由主义将经济资本权力看作是政治的主轴，通过商业贸易和资本投资形成一种市民社会式的全球扩张，其中政治权力始终是从属性的，服务于财产权的全球扩张，由此形成一种通过商业贸易和资本投资而控制全球的新型帝国模式，这种“无形帝国”有一个更响亮的名称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用对外扩张建立起的帝国等级制来巩固国内阶级等级制，对内对外都维持一种保守主义的等级秩序。大英帝国的海洋帝国战略可以说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物。相反，平等公民权的自由主义强调国家权力凌驾于经济权力之上，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力量服务于主权意志，这无疑奠定了欧洲大陆绝对主义国家、拿破仑帝国乃至德意志帝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不同于大英帝国的海外扩张，欧洲大陆争霸带有古老大陆帝国扩张的特征，始终以恢复罗马荣光的“欧洲统一”为最高政治目标。可见，两种意识形态分别推动传统大陆帝国的复兴和新型海洋帝国的探索。
从两种自由主义和两种帝国形态的竞争看，西方文明从欧洲阶段向美国阶段的跃升，不是笔直的线性历史，而是一幅时空交错的复杂历史图景。比如英法漫长的竞争就是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帝国建构思路的竞争。当西欧通过商业贸易开辟海外殖民地的时候，东欧和俄罗斯依然处在传统区域性帝国统治下，德国甚至未能完成主权国家建构。大英帝国战胜拿破仑帝国迈向世界帝国时，德国刚完成主权国家建构，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实现崛起。当英美开启世界帝国权势转移时，苏联借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传统帝国转向构建新的世界帝国秩序。各种意识形态的竞争与民族国家建设、殖民帝国扩张、世界帝国塑造等不同政治组织形态的竞争在不同时空中交织在一起。美国虽经历两种自由主义的激荡，但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始终是其主轴，以至于形成英美自由主义的说法。西方文明从欧洲大陆阶段发展到美国阶段，是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残酷帝国竞争终结了漫长的意识形态竞争。
从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区别看，平等公民权的自由主义始终有一种道德宗教情怀，一种对不平等的道德批判以及对底层苦难的拯救意识，以至于欧洲大陆帝国争霸始终伴随某种宗教信仰般的非理性狂热（法国大革命式的，民族主义的或种族主义的），含有某种“文化”的意味。这种“主义”式的浪漫主义理想情怀虽然可以取得暂时霸权，但却难以建构起持久的世界秩序。而辉格党式自由主义却将“资本”作为唯一“主义”，排除任何宗教道德情感的文化残余，不仅在理论上更具有“普世主义”色彩，且可依赖资本力量持久整合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建构起持久稳定的世界秩序。由此，意识形态之争终究是资本主义与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义利之辨乃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西方文明崛起并跃升为“普世文明”的真正意识形态乃是“资本主义”，即资本力量战胜政治力量，也战胜了文化道德力量。亨廷顿对全球秩序的理解既有保守主义文化视角，也有现实主义政治视角，但始终缺乏马克思主义经济视角。他将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归结为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普世价值”，而忽视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及其经济基础的作用。事实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具有决定性力量。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将不同文化和文明纳入世界帝国体系，导致非西方世界从其历史文化传统中“脱嵌”，并改造其政治社会组织与文化价值观念来适应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西方（现代）各种反资本主义的文化力量必然与非西方世界的古老文明传统结盟，就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解放神学在拉美那样，构成波兰尼所说的“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或沃勒斯坦所谓的“反体系运动”。
冷战结束后，西方学界曾出现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调，认为真正“普世”的意识形态是不带任何道德文化色彩的资本主义。当“科技”（生产力）和“资本”（生产关系）这两种非文化的意识形态力量结合在一起取得历史性胜利，就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福山表面上主张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所代表的承认政治，但骨子里相信是科技和商业支撑的绝对军事力量使得没有人敢冒险挑战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使得人不再怀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而彻底沦为抛弃文化的“末人”。然而，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只是西方内部意识形态的终结，西方要面对的是“普世意识形态”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的文明冲突。正如美国保守派认为冷战是高加索人的内战，而文明冲突则是高加索人与非高加索人的冲突。
▍亨廷顿与特朗普：帝国衰落时代的重建战略
既然西方崛起得益于用意识形态不断战胜文化，难道还害怕应对非西方文明复兴带来的文化挑战？整个西方新冷战叙事基本上遵循这个逻辑，资本主义可以战胜社会主义的苏联，难道还不可以战胜社会主义中国吗？对此，亨廷顿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他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判断，即西方赢得冷战是因为西方文明处于上升期，冷战结束则意味着西方步入衰落期：“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衰竭。”为此，他剖析西方衰落的根源并提出一整套文明复兴的方案。特朗普借助“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两次赢得选举无疑是西方衰落引发焦虑的政治反弹，亨廷顿也因此被看作是“预言特朗普时代的先知”，甚至被看作是特朗普的精神导师。我们唯有从亨廷顿对西方文明衰落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入手，才能理解特朗普看似毫无章法的“破坏”举动背后有一套关于美国未来走向的构思。
（一）西方衰落的意识形态根源：推广“普世价值”滋养了政治敌人
在亨廷顿看来，西方文明真正处于绝对优势的巅峰时刻乃是19世纪殖民主义时代，那时西方文明可以对任何非西方国家构成降维打击并轻而易举取得胜利。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相比，相对实力不断下降，彼此差距不断缩小。帝国主义“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亨廷顿敏锐地观察到这种历史变化，认为“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与此同时，西方的衰落和其他权力中心的兴起正在促进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文明的复兴进程”。亨廷顿固然像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那样承认每个文明都有形成、上升和衰落，但他更关心的是如何给出西方文明当下衰落的具体诊断和救治方案。在他看来，西方文明成也意识形态，败也意识形态。
其一，从经济社会的角度看，西方意识形态的普世性扩张，将现代文明的种子播撒到非西方世界，推动后者在科技文化、工业化、城市化和政治组织形态的革新，大幅度缩小非西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距。亨廷顿的这种解释显然遵循自由帝国主义的历史叙事，无不充满了“白人负重”的道德感。然而，亨廷顿的保守主义叙事只是故事的表面，我们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叙述中看到故事的真相，即现代化和全球化并非基于西方宣扬的道德使命，而是出于资本主义内在利益驱动。西方用炮舰打开非西方世界大门是源于对廉价的原料、奴隶劳动力和广阔消费市场的渴望。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升级需要，即只有殖民地提升消费能力和初级产品制造能力，西方工业化才能升级转型。就像二战后美国对欧洲的重建、亚洲四小龙的产业承接以及中国加入WTO，实际上是世界帝国在全球布局产业链的产物，最终让西方世界完成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过渡，这就是列宁曾经批判过的寄生、腐朽的帝国主义。就像媒体上流行的“剪羊毛”的说法，西方世界推动非西方世界的发展并非为了非西方世界，就像牧羊人养肥羊，是为了剪羊毛或宰杀。
在人类文明的互动交往中，必然产生知识和技术的扩散、制度以及文化观念之间的相互模仿和学习。西方崛起很大程度上获益于非西方世界的助力，比如以中国“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大量天文、航海、制造的知识和技术传入欧洲，推动欧洲的大航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至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然而，亨廷顿之所以详述西方现代文明对非西方世界“文明教化”的贡献，并非出于历史学家的客观描述，而是为了嘲讽西方自由派推行全球化、推广“普世价值”和“普世文明”的天真、愚蠢和无知，后者幻想以此将非西方纳入世界帝国体系进而缔造天下一家的永久和平，却没想到培养出反西方的政治敌人。由此，亨廷顿对美国保守派隐含的第一条战略忠告就是在科技、贸易甚至文化领域脱钩断链的逆全球化战略，以此来确保西方在科技和知识领域拥有保持先进的垄断地位，从而将非西方文明锁死在产业链底层的边缘地带。
其二，从思想观念的角度看，西方在全球推广“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培养起非西方人的自由意志，甚至产生与西方人平起平坐的文化自觉，由此导致非西方文明中的“第二代本土化”运动和反西方运动。在亨廷顿看来，意识形态本来是推动西方崛起的秘籍，可自由派却天真地天天在全球宣扬这些秘籍，结果“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在早期殖民帝国，欧洲国家采取的是封建等级制，将国内封建等级秩序和殖民帝国等级秩序巧妙结合起来，就像英国君主不仅是英国人的君主，而且是殖民帝国所有臣民的君主。正是依靠封建道德等级秩序以及捍卫这种等级秩序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殖民帝国赢得殖民地精英对帝国的忠诚，他们成为殖民地一心向化的“小洋人”，成为帝国在殖民地采取“间接治理”的代理人，与宗主国一并形成“共治”局面。 这实际上将辉格党式的自由主义与等级秩序的保守主义完美结合在一起。这其实是亨廷顿最欣赏并向往的帝国政治局面。
然而，随着公民平等权的自由主义兴起，欧洲人经历了几次大革命将这种意识形态推广到非西方文明，导致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殖民帝国秩序之间的内在矛盾。按照“自由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一旦殖民地人民在文化上经历启蒙和文明教化，就具有掌握自己政治命运的能力，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正是面对这种内在矛盾，西方文明从欧洲阶段迈向美国阶段，这既是帝国形态上从有形殖民帝国向无形帝国的演化，也是意识形态上从“白人负重”的保守主义向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演化。而冷战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是殖民帝国体系结束后，两种建构新型帝国秩序的意识形态之争。美国借助现代化理论在整个非西方世界推广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自由化，以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然而，推动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允诺与建立世界帝国秩序的政治意志之间，始终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内在冲突。经济市场化导致经济分化，既产生少数依附西方的资产阶级，也催生大量反西方的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社会土壤。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政治动员，必然激发本土大众的文化观念，激活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自豪感来推动民族国家建构，这必然导致“本土化运动”，上一代人对西方顶礼膜拜到下一代就转变为对西方的反抗和革命。美国着眼于冷战对抗推行帝国扩张，然而服务帝国扩张的代理人与扎根本土基层的共产主义者相比，从一开始就缺乏本土民主政治的正当性。为此，亨廷顿不无感慨地指出，在非西方世界推动政治民主化的政治导师不在华盛顿，而在莫斯科和北京，前者带来政治衰败，后者带来政治秩序。冷战结束意味着自由主义防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世界帝国扩张与非西方世界政治独立的矛盾暴露出来。失去了共产主义这个靶子，西方“普世价值”全球扩张在非西方世界催生了“反世俗”“反普世”“反全球化”的主张，最终混合成“反西方”的大合唱，以至于后冷战时期非西方世界的民族复兴、文化复兴、宗教复兴、文明复兴不可避免地带有“反西方”的政治色彩，构成亨廷顿所关注的高纬度的“文明冲突”。
正是面对“以西方反对西方”或“以美国反对美国”的困境，亨廷顿给美国提出的第二条战略忠告就是从根本上放弃自由派所热衷推广的“普世价值”，因为在现实政治中美国不可避免地采取现实主义理论，宣扬“普世主义”的代价就是被指责为伪善、实行双重标准。为此，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的论断。这个论断有着很强的政治意涵，不仅意味着要将西方文明从“普世文明”下降到区域性的欧洲文明，而且意味着美国不再致力于推行世界帝国扩张，而进行适当的战略收缩，减轻自由主义过度扩张带来的负担。亨廷顿特别批评美国自由派关注全球商业利益，而忽略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就意味着要区别“作为世界帝国的美国”和“作为全球大国的美国”，这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而特朗普解散国际开发署（USAID）无疑是放弃推广“普世价值”的具体行动。
（二）西方衰落的意识形态根源：“普世价值”引发文化内战与精神危机
亨廷顿批评自由派的天真幼稚固然有理，但它没有意识到西方意识形态本身就包含自我毁灭的力量。启蒙意识形态主张每个人都具有探索美好生活的能力，“勇敢地运用理性”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分歧。因此，意识形态本身包含了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力量，并最终导致虚无主义。当“普世价值”摧毁古老的文化传统，包括西方自身的文化传统，将每个人置于孤立无援的精神虚无之境时，必然引发人们追问“我是谁”“我们是谁”，导致“身份政治”或“认同政治”的兴起。意识形态政治的尽头乃是身份政治。“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在外部凝聚起反西方政治敌人的文明身份认同进而引发文明冲突，那么在内部则引发文化战争和身份认同的撕裂，瓦解着西方文明的文化根基。
作为移民国家，美国主张“合众为一”的建国信条，试图抛开人种、族群、地域、宗教多样化、差异化的“文化”包袱，基于“美国信条”的意识形态结成民族或国族，由此形成美国采取文化同化的“熔炉”战略，将不同民族融为一个新的民族。在政教分离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公共政治领域与私人文化信仰相分离，不同宗教信仰和族群传统为移民提供了文化认同和情感庇护，形成文化族裔的“多元”与“美国信条”的“一体”构建之间的微妙平衡。然而，20世纪60年代美国文化左派兴起，用后现代理论和解构主义思潮批判解构“美国信条”代表的主流价值观，将其视为对多元族裔的文化压迫，从而主张“美国不是一个人人共享共同文化、历史和信念的民族大家庭，而是一个不同种族和不同亚民族文化的聚合物”。族群多元和文化多元的理论伴随着“平权行动”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最后形成以多元、平等和包容（DEI）为宗旨的公共政策，以至于自由平等价值观变成对各类少数群体的鼓励和对差异性的支持。美国早期的文化同化政策逐渐转向鼓励支持多元混杂的“沙拉碗”政策。
在亨廷顿看来，美国和苏联一样，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依靠“美国信条”这样的意识形态凝聚起来的国家。一旦多元文化主义占上风，“美国信条”的主流意识形态被解构，就会引发多元族裔文化竞逐主流的“文化战争”。奠定美国宪法根基的“我们人民”也就面临着无法回答“我们是谁”的根本难题。对美国这样一个由全球移民组成的，缺乏强有力社会组织和传统文化凝聚力，主要依靠抽象的市场体制和法律制度“散装”起来的世界帝国，全球范围内的文明冲突很容易转化为帝国内部的文化战争，从内部腐蚀瓦解美国乃至西方文明。在亨廷顿看来，回答“我们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必须确认美国认同的文化根基是西方基督教传统，即美国是建立在“山巅之城”的新教国家。为此，他主张“一种强健的民族主义”，重申美国是一个宗教国家，爱国主义是一种美德，“普世主义”并非美国精神，民族主义并非孤立主义。特朗普正是秉持这种立场，充分利用“我们是谁”的身份政治争论，将自己精确定位为美国“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定位为美国本土底层白人的代言人，乃至“美国民族”的代言人，针锋相对批判民主党要么代表世界帝国利益，要么代表全球移民和少数群体的利益。因此，不同于致力于建构世界帝国的新保守派，特朗普将自己定位为“民族主义保守派”（national conservatives），坚决反对“普世价值”带来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并据此成为美国政坛无法撼动的核心人物。
身份政治不仅撕裂美国，也在撕裂美国与欧洲的政治同盟。后冷战时期，美国与欧洲盟友关系有所松动，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形成所谓“美国人就像是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的争论。在亨廷顿看来，这种争论必然削弱欧美的力量，因为从文化的角度看，美国真正的盟友是欧洲，而非日韩。没有美国，欧洲就会变成无关紧要的半岛。没有欧洲，美国也会在文明冲突中没落。要摆脱“西方没落”的魔咒，美国必须摆脱“普世价值”的幻想，认同欧洲文明传统，结束这场内部争论。为此，亨廷顿给世界帝国的第三条战略忠告就是西方世界必须从“意识形态”下降到“文化”，从自诩的“普世文明”下降到欧洲文明的身份认同，认同美国是基督教文明的传人，从强调西方文明的普世性转向强调其文明传统的独特性。若“摒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反过来，只有依靠西方文明的信念，才可能唤起美国肩负文明重建的历史使命，实现美欧团结。这就是亨廷顿期待的21世纪进入西方文明的第三阶段，即美欧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文明冲突并推动西方文明复兴的新时代，而这“取决于美国是否确认自己的西方认同，并把自己的全球作用确定为西方文明的领袖。”而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实际上就是在回应亨廷顿的期待。当然，亨廷顿和特朗普期望的美欧团结不是民主党基于“普世价值”缔结的美欧联盟，而是期待欧洲各国在保守派执政基础上的团结。特朗普在乌克兰危机中处理美国与欧洲、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不仅有现实的利益考量，而且有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
（三）文明重建与帝国重建：海洋帝国还是拜占庭帝国？
如果说亨廷顿针对自由派提出一套复兴欧洲文明的文化战略，那么针对新保守派则提出一套帝国重建的政治战略。他批评新保守派简单粗暴地诉诸战争来解决帝国问题。在他看来，江湖不是打打杀杀，而是人情世故，反恐战争只能消耗国力。如果说西方文明上升期可以依靠战争解决问题，那么面对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此消彼长，西方文明在衰落期就不可能像19世纪那样为所欲为，而需要有长远战略和筹划，即“巧妙地将其经济资源作为胡萝卜和大棒来应用，以促进西方内部团结并协调其政策，既使得其他社会很难挑起一个西方国家反对另一个西方国家，又促进西方能够充分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同”。这其实就是当下特朗普采取的关税战略。这种战略将当年大英帝国的“离岸平衡”战略运用到了世界帝国遭遇文明冲突的新时代，尤其是利用非西方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来挑动彼此陷入“文明冲突”，就像目前的乌克兰危机、印巴冲突，以及唆使菲律宾、日本等挑衅中国。然而，“离岸平衡”战略的前提是西方始终处于优势地位，这就需要凝聚西方内部力量，避免因内部分歧被对手利用而造成美欧分裂。为此，亨廷顿给世界帝国的第四条战略忠告就是加快美欧一体化的帝国建设：“西方国家间的冲突，这个曾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主导着国际体系的问题，最后消失了。20世纪后期，西方作为一个文明步出了其发展的‘战国’阶段，走向其‘普世国家’阶段。本世纪末，这一阶段仍然没有完成，因为西方的民族国家粘合为欧洲和北美这两个半普世国家。然而，这两个实体及其组成单位，被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构纽带形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捆绑在了一起。在以前的文明中，普世国家才是帝国，然而，自从民主制成为西方文明的政治形式以来，西方文明正在呈现出来的普世国家形象便不再是帝国，而是联邦、邦联以及国际政权和国际组织的混合体。”
在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亨廷顿将西方文明划分为三个时代的特殊含义，即西方文明的欧洲阶段乃是“战国”时代，二战后西方结束内战乃进入美国阶段，形成包括北美和欧盟两个处在“半国家”（half-state）实体状态的混合体阶段，这种通过国际法构建的“复合体系”构成一种新型的“普世帝国”，这个阶段往往被看作是西方文明的“黄金时代”。后冷战时期这个“普世帝国”遭遇的“文明冲突”，他认为西方文明必须迈向第三阶段，即将美加墨和欧盟这两个“半国家”打造为一个完整的“普世国家”的美欧阶段。亨廷顿借用科耶夫（A. Kojève）的“普世国家”概念显然是不满当前西方世界松散的联盟状态，希望消灭“普世帝国”中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制度混杂性和差异性，将北美和欧盟整合为一个“大一统”国家。
可见，亨廷顿心目中始终有两种类型的帝国。一种是古代罗马或中国这样实现有效整合的“大一统”性质的“普世国家”，它们分别在自己的世界中建立起“单极体系”，另一种是中世纪欧洲或目前西方通过复杂国际法网络构建起来的“普世帝国”。后冷战时期，美国自认为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类似于罗马这样的普世国家，但事实上美国处在一个“单极‑多极”混合体系，这就导致美国对外行动中自我认知与现实处境之间的矛盾，美国试图对全世界行使帝国的“仁慈霸权”，但在多极世界面前，美国更像一个“流氓超级大国”，只是由于欧洲、俄罗斯和中国属于不同的文明，导致全球反霸权联盟未能建立起来。在这种背景下，亨廷顿认为北美和欧盟只有整合成类似古罗马的“大一统国家”，才能推动西方文明进入他所期待的文明复兴的第三阶段。这就意味着西方文明必须打破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不需要顾忌“主权国家”“民主制度”等西方现代政治形式，而进行赤裸裸的领土吞并乃至国家合并。这实际上是亨廷顿提出普世国家这个概念给帝国政治家最后一条隐晦的战略教诲。
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公开提出将加拿大吞并为美国第51个州，甚至希望将墨西哥也并入美国，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推动格陵兰岛独立公投加入美国，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等，并不是疯人的狂想。先统一北美然后再统一欧洲，建立跨大西洋的势力范围，这其实早就是美国保守派公开的秘密。最新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系统展现了这种保守主义的全球战略，既从文明视角批评欧洲的自由派，又从现实主义视角巩固美国在西半球地缘根基。由此，特朗普时代美国最大的转型就是从“新罗马帝国”的统一世界梦想转向重建帝国根基，但这并非转向“拜占庭美国”，而是以离岸平衡控制世界。美国已经彻底抛弃自由国际主义“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华丽外衣，暴露出其帝国的本质，以至于亨廷顿整合美欧战略的文明重建在今天看起来更像是提供一种“美国势力范围学说”。亨廷顿处在美国及其盟国取得冷战胜利的高光时刻，可以构想西方文明的“大一统”，而特朗普处在美国衰落时刻，已经无法整合欧洲。
▍余论：构思人类文明新形态
冷战意识形态政治的终结导致认同政治的兴起，这必然触发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复兴、宗教复兴、民族复兴乃至文明复兴运动。这种文明冲突在每个国家内部引发不同程度的“文化内战”，引发针对“德沃斯人”或“精神美国人”斗争。面对全球遭遇的文明冲突困境，费孝通先生早在冷战结束前就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这既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经验总结，也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哲学深化。面对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对事实的科学探究，包括将人当作动物来研究其人性并以此建构政治秩序，属于科学启蒙之“明”，那么对事实的文化态度，恰恰要强调用文化教化驯服类似动物的野蛮人，使其变成比动物具有更高价值追求的文化人，因此人类的一切文化创造之“文”，归根结底是为了“以文化人”。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既遵循客观事实之“明”，又能秉持超越事实并改变事实之“文”，这种“文明”的态度无疑构成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
从意识形态政治转向身份政治进而推动文明复兴，这无疑是全球范围内的一场“文化自觉”运动，这场“文化自觉”针对的是启蒙意识形态，以至于这场文明复兴运动推动人类迈向“后启蒙时代”。身份政治证明人类并不满足于启蒙意识形态所构想的理性人或理性算计的机器，而是包含了对人之为人的更高的心灵品质的期待，来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的哲学追问。这样的哲学追问有助于推动人类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由此形成古典时代的“轴心文明”，这无疑构成亨廷顿划分文明板块的基础。古典文明虽然受到地理空间的局限，但却基于大地的丰厚历史文化传统滋养了人的心灵，使其具有了超验性和丰富性。随着大航海时代将不同文明联系在一起，就需要探索一种超越区域性文明的“普世文明”。面对不同文明之间的“诸神之争”，商业资本主义开启了一种将不同文明的人类整合在一起的新思路，将“普世价值”的现代性建立在“低俗而稳固”的基础上。“低俗”意味着放弃“轴心文明”中高贵心灵对“我是谁”的追问，转向对欲望的低俗追求，而“稳固”则意味着因低俗而为不同文明的人所接受，即放弃以诸神之争或宗教战争来整合轴心文明的思路，通过满足欲望的商业贸易和政治利益争夺来建立起现代文明秩序，构建起资本主义的欲望社会和世界帝国体系。由此，启蒙理性建构的“普世文明”可以说是对古典轴心文明秩序的颠倒，以至于一部西方现代思想史实际上是围绕文明颠倒展开古今之辨的历史。作为现代思想史的主轴，自由主义为这种“低俗而稳固”的现代政治基础展开意识形态辩护，而从浪漫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到保守主义，都包含着对现代性文明颠倒的批判，从而追溯现代性的起源以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起源。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终结式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技的胜利。福山重新阐述尼采的“末人”概念，其实就是亨廷顿所说的“德沃斯人”，也是今天掌握科技、金融和法律等知识的全球化精英。无论西方文化左派对大同世界的构想，特朗普右派与“科技加速主义”的合流，还是中国学者对天下秩序的构想，都看重这群科技和金融的精英人才，因为他们是现存全球化秩序构建者。如果说“轴心文明”诞生于人类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第一次技术飞跃，即火的发明带来“普罗米修斯式飞跃”，那么以机器发明为代表的现代启蒙科技，不过是类似火的发明所带来的人类文明的第二次飞跃，即人类借助技术打破传统文明的地域空间局限，迈向一个缔造全球文明或人类文明的新时代。工业技术发明、全球金融体系、商业贸易体系和法律体系已经为基于“地球村”的全球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甚至奠定了最低限度的文化价值基础，即启蒙理性的意识形态基础。面对以AI代表的智能时代到来，智能机器人可能将人类降低到物的境地，文明冲突已丧失了意义。目前需要的是超越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乃至文明的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想象基础，以更高的价值追求，构建新轴心文明以应对智能机器人对人类文明的挑战，西方学界习惯于在16世纪以来西方竞逐帝国的历史上来谈论权势转移，而没有意识到当下中美竞争的实质指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哲学思想和政治基础。
基于此，我们不应该在启蒙意识形态立场上后撤，而应在启蒙基础上向前走，因为简单捍卫传统的保守主义不可能有出路，只能加剧文明冲突。这意味着我们要警惕后冷战时期宗教复兴运动隐含的反现代、反进步、反全球化的阴暗面。每个文明都有自己关于美好生活的理解和想象，如何在这种文化、文明交流对话中形成新的“共同价值”？这显然不能基于个人主义来思考世界，而应当从全人类的天下主义角度入手，不能基于人性欲望推进个人利益算计，而是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稳固持续发展来建构相应的权利和责任体系。面对“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终结，我们不是放弃意识形态而退回到“文化”的洞穴中，而应当构建一种基于文化的意识形态，重建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不是用“普世意识形态”的个人欲望催生多元主义，而是在多元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重建意识形态的一体。可以说，“新轴心文明”必须在哲学上重新思考“一”与“多”的关系。费孝通提出“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是基于中国历史上处理多元族群经验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这就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构筑多元一体的全球文明秩序提供了思想原型和经验范例。然而，任何文明都需要核心国家来支撑，无论“美美与共”还是“全球文明”，都需要有一个全球政治的核心国家来支撑，这无疑是当下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乃至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世界意义。
作者：强世功（中国著名法学家、民族问题专家）
编辑：MSD
本文原刊于《政治学研究》2026年第2期，转自“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配资宝app官方网站，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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